关税“暗战”：全球经济的连锁反应与破局路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信函飞向14国，当“对等关税”暂缓期在博弈中一再延长，全球市场再次嗅到了贸易摩擦的硝烟。在产业链如蛛网般交织的今天，美国关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像投入湖面的巨石，不仅激起美国本土的通胀涟漪，更通过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将冲击传导至全球生产车间与消费市场。

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重启，能否为这场持续数年的博弈注入新变量？中国出口企业在成本压力下的突围之路，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链重构逻辑？本期《理论研究》专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高瑞东博士，深入分析美国关税政策的多维影响，探寻全球经济在不确定性中的前行方向。

高瑞东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关税政策如何通过供应链传导加剧全球通胀、导致投资萎缩？

高瑞东：短期看，美国16.7%的居民消费依赖进口，关税抬升进口成本，成本由出口商、进口商和消费者共同分摊。当前因中美互降关税、企业消化成本，美国通胀风险弱化，本轮关税对美国通胀影响或低于1个百分点。

中长期需关注供应链重构的效率损失带来的长期通胀压力。地缘冲突与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供应链从“成本优先”转向“弹性优先”，企业为规避关税被迫转移进口来源或本土化布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推升全球通胀。

对投资市场而言，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投资信心：美国频繁调整关税，企业难判市场环境，长期投资更谨慎；同时，关税增加企业成本、打击消费信心，压缩利润，部分企业裁员或转移生产线。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关税加码是否意味WTO效力削弱？RCEP是否加速发展？

高瑞东：WTO因成员分歧陷入机制瘫痪，各国转向区域性贸易协定。2020年签署的RCEP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扩大出口市场，2024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13.2万亿元，同比增长4.5%，三年累计占比超30%；二是降低贸易成本，十年内90%以上货物零关税，提升通关效率，促进生鲜类产品交易；三是整合产业链，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降本增效、高端产业扩大份额。

中国贸易结构更趋多元，2025年5月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降至9.1%，东盟升至18.5%，对日韩澳新出口合计超对美出口，RCEP重要性上升。短期美国在金融、技术仍有优势，长期RCEP正形成与北美、欧洲并立的新增长极。

《金融时报》记者：关税引发的企业成本增加如何加速美国通胀？美国将采取哪些措施缓解？

高瑞东：关税存在显著成本传导效应：一是推升进口商品价格、减少供给，推升商品通胀，2025年5月美国家电、医疗保健用品等价格已环比上涨，未来涨价或加剧；二是影响存在时滞，参考2018年经验，关税影响约两个月传导至通胀，预计本轮4月关税冲击自6月显现，美联储已将今年通胀预期从2.7%上调至3%。

美国或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部分回调关税，如特朗普延长“对等关税”暂缓期至8月1日，为企业减压；二是增加能源供应，通过加快油气项目审批、保留税收补贴等提升产量，抑制能源价格上涨。

《金融时报》记者：中美伦敦磋商达成的原则性框架对两国经贸关系有何作用？

高瑞东：该框架旨在落实元首共识，提供对话平台，利于增进互信。此前美方对华歧视性措施曾干扰对话，而伦敦会谈传递积极信号，表明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符合双方利益。

伦敦会议标志着磋商机制进入常态化运行，可为中美经贸注入稳定性，给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但中美经贸的复杂性仍然突出，能否持续积累互信，取决于美方是否将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关税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哪些挑战？企业如何应对？

高瑞东：2017至2024年，美国自华进口额降至14.7%，中国占美进口份额从21.6%降至13.2%，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面临退出风险，但整体出口仍具韧性，企业应对策略包括：一是产品升级，高技术壁垒商品（如电机设备、有机化合物）将关税转嫁给美方，实现量增价涨；二是以价换量，低技术、同质化商品（如钢铁、家具）通过降价维持市场；三是转口贸易，通过越南等第三方转口，2025年4月后中国对越出口增22.5%，越南对美出口增34%；四是产能出海，企业海外布局产业链，2018至2023年中国对东盟主要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复合增速超两位数，带动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高瑞东：面对内外挑战，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筑牢内需根基，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精准加大消费补贴，促进文旅等服务消费增长；二是强化产业链韧性与技术攻关，通过税收返还鼓励企业突破低价竞争，以大企业核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