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心灵的同志——读王锡荣新著《宋庆龄与鲁迅》

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教授新著《宋庆龄与鲁迅》已由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据作者说，此书缘起他在宋庆龄纪念活动上和老一辈革命家郑超麟先生的孙女郑晓方女士的相遇，“闲聊中她忽然对我说：‘应该有人来写一本《宋庆龄与鲁迅》。你来写吧。’语气不容置疑。我那时脑子一热，就‘漫应之曰’：‘好啊！’”（《书后小记》）。以我对这个书名所涉及领域的极有限认知，窃以为王教授的“漫应之曰”确实有点“脑子一热”：虽然宋庆龄与鲁迅共同参与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业，但是他们直到1933年1月才当面结识，后来的直接交往，包括共同在场，几乎都有记录可查，次数很有限，相关的叙事和研究结论多为人知。而从鲁迅生命的时钟永远定格在1936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以后，便转成为宋庆龄主持鲁迅丧仪、发起纪念鲁迅以及推动《鲁迅全集》出版等一系列单向性活动和事业了。总之，在此有限的时间范围和空间场域内，以宋庆龄和鲁迅的战斗情谊为题写一本20万言的书，谈何容易，岂可“头脑一热”？果然，人谓十年磨一剑，王教授九年都在找磨刀石，终于在“漫应之曰”的十年以后，磨出了这部在材料、内容和观点上都明显跨越以往相关研究与叙事的专著。而我以为能够实现这个跨越的原因，除了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功力，本书在布局与结构上的创新也值得一说。

《宋庆龄与鲁迅》，王锡荣 著，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25年出版

布局创新，就是一举突破以往的叙事多从宋庆龄与鲁迅共同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起步的通例，而是将时间前推30年，先设立一章《宋庆龄与鲁迅交往的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以来二人对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感同身受、大革命失败后都遭受的巨大的精神打击、都在进入大时代后再次踏上苦苦思索寻求出路的探索之旅，同在波折起伏中接近共产党、信任共产党的历程，逐层推近，逐次观照，特别是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革命的兴起，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视为宋庆龄与鲁迅交往的两个最切近的背景，综合二人的具体情况聚焦深析，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了两位满怀爱国之心、救国之志的民族战士在中国进入百年巨变大时代之际，从不同的站位渐行渐近、直至交集的经过。这个布局实现了将宋庆龄与鲁迅的叙事和研究系统化的取向，不仅把向来都是三年多并肩作战的时间范围一下子扩容到30多年，而且提纲挈领，帮助我们在走进两位伟大战士的相遇之前，就对他们30年相向而行的背景与历程有了切实的认识。叙事中别具只眼的观照不少，有一点印象深刻：原来二人皆有过受同志冷落甚至“同室操戈”的遭遇。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曾有一部分人对宋庆龄以至整个国民党左派产生了一概排斥的倾向，斯大林会见宋庆龄的态度也令她失望；原本打算到上海后与创造社联手向黑暗势力发起冲击的鲁迅，更没料到在左翼文化界内部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自己突然成了众矢之的。通过大量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作者发现，虽然宋庆龄与鲁迅的家境、个性与风格都有极大的差异，但仍旧可以从二位的人生经历中梳理出坚韧不拔、负重前行、爱憎分明、是非明辨、视死如归、反抗强权、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等诸多共同点，因而在很多方面都有着自然而然的默契，特别是在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上，达到了高度契合。所以虽然从总体上看宋庆龄与鲁迅相互之间的接触不多，但精神联系却是十分密切的，故而在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二位作出的选择惊人的默契。正是这种精神性格的契合，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充分信任，使二人越来越走近彼此，越来越同心同德。在这个“心灵的同志”的定位上，作者对他们默契奋战的历程展开了系统性的叙事和研究。

民权保障同盟核心成员在宋庆龄寓所上海莫利爱路29号门口与萧伯纳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前）、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结构创新，就是在构建这个叙事系统时，不走时间线性推进的轻车熟路，而是以二人共同参与的重要活动、共同经历的重大考验为视角，列出第一次并肩作战的营救牛兰夫妇、同处核心圈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旗帜鲜明地将胡适开除出盟、热情接待萧伯纳来访、抗议和凭吊杨杏佛被害与“民保”的终结、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共六个方面，对他们在各项事业、各种活动中坚定不移又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多有新的发掘和记述。以宋庆龄利用她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冲在第一线的远东反战大会为例，从外界看，鲁迅是若隐若现的，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核心圈内活动，两次出面发表欢迎国际代表团的启事和宣言，还参加了一次对国际代表的欢迎会。整个大会筹办和举行过程中，鲁迅是宋庆龄完全信赖的战友。他们未必有更多直接的接触和沟通，但是肝胆相照，配合协调，各自发挥了自己的能量和优势，正好形成一种呼应和合力，表明彼此的心十分接近。总之这种以事件、活动为中心的观察，更易呈显这一种同一战阵同志间的默契，写作上是十分成功的。此外，二人与史沫特莱、伊罗生、埃德加·斯诺三位国际友人的交往，也是本书叙事系统的重要节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即这三位国际友人在上海最崇敬的人皆是宋庆龄与鲁迅。

鲁迅致宋庆龄的信

除布局、结构之外，这本书在材料和观点方面的创新亦多可陈，如从众人熟视的《胡适往来书信选》里翻出千家驹、杨韶秀、周默秋、关仰羽等向胡适揭露北平监狱、宪司、反省院确有酷刑的书信以证明胡适在说谎，还有对他一反平时谦谦君子模样、急不择言后的小心思的剖析，也蛮贴切。对于一度被当作“新论”的所谓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关系的终结是因为1936年史沫特莱动用共产国际的公款为鲁迅印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起宋庆龄和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所致，鲁迅因此成为她们“断交的引线”云云，王锡荣从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矛盾突现的真正原因，以及鲁迅从购买收集珂勒惠支作品到编辑、制版、印刷、装订全部过程这两个方面，运用切凿可靠的资料，通过严谨缜密的论证，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否定。特别是关于宋庆龄对史沫特莱相关言行严重不满的主要缘故是因为后者在西安事变上的做法突破了宋庆龄底线的严密论证，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看待。还有鲁迅参与宋庆龄接待萧伯纳，曾被说为被动参与，其后热心搜集媒体报道编印成册也被另作阐释。对此作者也以鲁迅为什么“颂萧”为题，专设一节，从鲁迅编书的体例与内容、许广平的回忆、鲁迅在香港大学的讲演、编书后所写各篇相关文章和买书记录，多方取证分析，给出了度准鲁迅心思的结论。

1933年在“民保”。右起宋庆龄、黎沛华、胡愈之、鲁迅。

读完全书，尽管王锡荣希望此书能让大家读起来轻松有趣一些，避免“学术”化，但我的感受是，对宋庆龄研究和鲁迅研究皆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性，已经在活泼生动的可读性中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