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大学要像追求“真”一样追求“善”和“美”

（金耀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方迎忠）

2025年情人节，学者金耀基刚满90岁。他走路时步履见慢，需要一根拐杖，但谢绝旁人的搀扶。除此之外，无论是握手的力度，或是清晰的谈吐，都让人对这一数字难以信服。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校长的职位上退休后，他终得空闲，第一时间拿起了毛笔，并立意定时书写，有时一写就是六七小时，欲罢不能。原来书房里没有毛笔，现在各种规格的毛笔很多。一天到晚，砚池里的墨水不干。

练字之余，他继续做学术研究、整理论著，因认为打字有碍思索，几万字的序言也一律手写。金耀基从小受父亲影响，熟读古书。年轻时一支健笔写政论，文章有古典基础。作家、翻译家蔡思果写“文学的沙田”（指港中大师生创作的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因港中大在沙田区而得名），说金“几乎是唯一对任何人物、任何事情都彻底研究过，并且有了结论的人”。采访在离港中大不远的一间日式餐厅，从美国式民主谈到日本料理在全球的流行，金先生滔滔不绝。

餐后，我们回到他执教三十多年的港中大。他在1970年来此任新亚书院院长，后接连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副校长，并于1996-2004年出任校长。他带我们来到已走过无数遍的新亚书院，在书院创办人钱穆先生命名的“天人合一”观景台前留影。这里如今已成为热门打卡点，坐落于马料水之巅，能俯瞰整片吐露港。

当天天气阴沉，大团的雾气蒸腾弥漫，与眼前明镜般的湖面融为一体，人穿行其间，仙气飘然。一位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来此继续深造的女生路过，难掩兴奋地靠近我们，压低了声音问正在拍照的是不是金耀基先生，确认后再三表示其著作《大学之理念》对她的影响很大。

金耀基自上世纪70年代访学剑桥大学期间便开始深入研究大学理念，并将剑桥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的传统带到港中大，在新亚书院举办“晚餐聚谈”。

金耀基关于大学理念的相关著作成为华人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他批判“没有灵魂的卓越”，直指当代大学异化为“知识工厂”，主张以剑桥书院制为蓝本，在港中大实践“专业教学+书院通识”的双轨制，重塑真善美统一的教育本质。他在2025年与葛剑雄对谈时警示，当算法解构人类知识体系，大学必须守住“育人本位”，培养“伟大内化为日常习惯”（usual vision of greatness）的完整人格。

此外，金耀基的核心学术贡献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他于1966年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是第一部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系统阐述中国现代化的中文著作。他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的理论，解释香港在殖民时期的治理模式。他提出中国现代化包含三重转变：从农业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民主、从经学到科学。他强调“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传统与现代不是对立关系。在全球化研究领域，他提出“多元现代性”观点，主张非西方社会可以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

采访之前，跟他打交道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绮便兴冲冲地交代，“你想想要问他什么，他太丰富了！什么问题都能谈。”在甘绮的眼里，他有能力，又彬彬有礼，总让女士先行，是中国君子与西方绅士的结合体。

出版社里比他小五十多岁的晚辈编辑被其古雅地称呼为“胡兄”，而不是“小胡”。小胡与其他人一样尊称他为“金公”。道别时，金公总会站在门口向对方微微颔首。旁人有时劝他这个年纪了，早就能享受一下倚老卖老，不妨随意一些，无需在意这些礼节，但金公从未妥协。

更加令甘绮折服的是，“他做过军人，在军队里能摆平很多事，包括即兴演讲在内的演讲能力也是一流。思想特别丰富、圆融，但又不是没有锋芒。性格随和，对人非常好。但是他又不怕挑战性问题，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退缩。他刚来港中大时，是在新亚书院任职院长。新亚有它的人文传统，当时对突然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留洋回来的做社会科学的博士当院长，有些人是不服的，甚至口头威胁说要揍他。他泰然处之，折起手臂说你敲敲我这儿，有本事来打打。还比如我们大学在他当副校长的时候，有过一次‘三改四’（学制从三年制变为四年制）的改制。非典之后，经费大规模缩减，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能站出来。”

甘绮是以追求完美出名的专业编辑人，在她团队的打磨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了《金耀基学术文集》，包括《中国民本思想史》及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学与中国研究》。

甘绮曾在北京大学学历史，后到美国学经济，在国外也拥有丰富的出版经历。2007年，甘绮来港中大的时候，金耀基已经退休了。“刚开始他的书都不给我们出，他不好意思，总怕不能给我们赚钱。后来我说到《大学之理念》这本书，他大概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其中的第一篇文章，至今大概40年的历史了。我说这本书的寿命起码是100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方迎忠/图）

以下是金耀基的讲述：

大学的理念

我是1970年到香港的，到今年已经55年。这是我一生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我最后应该是老于斯、死于斯，香港已变成我最后的家乡。我认为香港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非常自由且非常有秩序，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的人交往的良好平台。这背后是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在法律范围内绝对自由，法律之外个人要负责。任何人在香港做生意都受到法律保护，因而能够不断吸引人才和大型企业进驻，最终成为东方之珠。而东方之珠的意思就是东西结合的地方。

我记得，2000年左右，我在维港见过一个大型标志，画面是圣诞老人坐在一条龙上面，这是典型的结合东方与西方。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必须要有东西互鉴的观念。古今中西，这是我们依存的思维。

当年来香港，缘于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邀请，帮忙发展港中大的社会学。杨教授曾看过我写的《从传统到现代》，是他写信极力鼓励我来港中大的。想不到，我一来就在港中大待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我不仅目睹香港发展为世界级的大都会，并且有幸参与了港中大的发展和转化。不夸大地说，港中大今天已经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了。

港中大这三十多年来经过了很大的“都市化”的过程，在校园中你会碰到许多不认识的人，从人文来说，都市化是一种“陌生化”的过程。大学不再是传统小乡镇，而是一座城市。University已变成Multiversity（大型综合性大学）。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一早就把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作为我的书写中心。其实我想，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发展，这180年（从鸦片战争开始），初期是unconscious（无意识），没有意识到要现代化。后来意识越来越厉害，到了“五四”的时候，甚至不只是要救亡图强，而是要模仿一个新的现代文明。这是一个转变。这种意识不是一两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性的转变。所以我以这两个命题做我的学术，我认为还是很适合的。

从台北成功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舞文弄墨”了，但最早萌生学术书写的想法则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班时。我写的《论社会与法律的不可分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异同离合》二文，均在台湾一个法学刊物《法萃杂志》刊登了。

1957年，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同年，进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受业于王云五、浦薛凤、邹文海、萨孟武等名师宿儒，更有幸得在文化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奇人”王云五先生（他也是胡适的英文老师）做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聚焦法律与社会关系。有一段时间，我写政论占了我很多时间，也出了几本书。

除此之外，一开始与学术书写并行的就是散文书写。我第一次写散文，是到了剑桥大学，我那个时候不需要开会，也没有什么行政责任。看剑桥实在漂亮，我还开玩笑说我多多少少受到徐志摩的影响，他说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到了剑桥一抬头，他那片云彩还在。

后来，我就开始不知不觉写剑桥。看它的精神、它的历史、它的传奇。连我写这个《大学之理念》，都是因为到剑桥。你看多少人在大学读书、在大学做事、在大学教书，不会去考虑大学是干什么的，不会有那么一种特别的自觉。

我到了剑桥以后发现，这个学校那么了不得，它出的人才，从牛顿开始，到马尔萨斯、达尔文，全都是影响世界的。这还是单讲科学，文史的不必讲，诗人那更是一大堆。我说这个学校真是不得了，一定要了解这个大学是怎么回事。我就跑到它的图书馆去，里面什么都有。我一看，说实在话，真正谈大学的话，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蔡元培。其他几个主要谈大学的都是外国人。后来，我把这些书都看了，就去写《大学之理念》。

“美”和“善”的力量

从研究大学开始，把我后来的研究也连起来了。大学是从经学到科学，已经变成了知识的主要生产地，这个是世界性的。

蔡元培过去提到了美育的问题。当时他知道大学的德育还很重要，但是他不能讲“德育”，讲德育就讲到孔孟、讲到宗教方面去了。西方宗教就是讲德育。所以，他讲“美育”，他讲的美育的功能就是产生德育的功能。

他在解决这个问题。但如今中国所有大学里的大部分知识都是科学，占比达到70%-95%，经学已经躲在小小的一个角落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一直同时考虑“真善美”三种力量，不要专门求一种。“真”的话就是科学，的确是带来力量，这毫无问题。“美”和“善”的力量不能像“真”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一个社会到最后假如没有“善”和“美”的话，那一点意思没有。

哈佛曾经的二把手哈瑞·刘易斯（Harry Lewis）本身是位科学家。他在2006年出了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副标题是《一所伟大的大学怎么忘了什么是教育（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他认为哈佛大学的教育已经没有灵魂了，已经自动放弃了担起铸造高贵的年轻灵魂的责任，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所以不能够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学生出来以后做什么？很多学生一出来就跑到华尔街去赚钱。他这本书出来后，证实了我多年来关心的问题——我们大学里不是没有讲美育的问题，在哲学里、在历史里、在文学里都可能有，但是与对美的追求有关的课程基本上都边缘化了。

在现在的大学里，要开一门AI的课，因为有科学的含量，可以开。开一门课没有科学含量，就不能构成知识，不用开，不能开。科学的知识就等于知识，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之外有另外的知识吗？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的你做人怎么样，这个不是科学知识，是老先生的学问，是有些像把这个（做人的学问）当信仰的学问，就成为圣人的学问。一路这样走过来，那这种学问你完全不要吗？

所以，我非常强调知识的多维性，不能说一定是这个在、别的就不能在，这个是辩论得很厉害的。钱穆一直不能进入“中央研究院”，就是因为像朱家骅、李济他们这一批的学者相信科学史观，相信历史要讲规律。在美国、在西方这种史观本身已经发生问题了，那就是不可能的。研究人文世界的话，你寻求规律，好像这规律等于是火车，你火车站等错了，等了半天哪个规律都不会来的，到最后就只能寻求意义。

这种学问就是我们所谓诠释学问，humanistic science（人文科学），而不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个基本上是陈独秀所讲的，根本就是启蒙运动。胡适他们认为从文学观点讲，白话文运动是文学革命，将来是文艺复兴。这两个话在不同时间讲，哪一个对？

在那个时候陈独秀肯定是对的。但为什么后来李泽厚说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最后的结果就是追求一个集体的独立压倒了追求个人的自由。

必须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港中大一开始就有通识教育，以之作为对学术分裂的挽救或是抵抗。很多人坚信，学术假如不走专门化，就不可能走到尽头，不可能真正发展。但是我们一直也说做学问要有广大的基础，像金字塔一样，基础要打牢。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方迎忠/图）

面对“科技性文明”

科学受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尤其是慢慢发展到了科技。坦白讲，这个现象我认为是不能阻挡的。但还是要说一句话，我们在教育的层面也要提供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另外的东西，给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对美的欣赏、对善的欣赏、对真的欣赏，这些都是欣赏力。科学家追求真的精神，艺术家像科学家追求真的精神一样追求美的精神。

在中国的大学里，不但要考虑中与西的学术文化传统的定位，还要对“科技性文明”的基本意义有所掌握。现在碰上全球化浪潮，更不能不让大学生有全球知识、世界关怀。港中大一直坚持在专业教育外要有通识教育，就是希望“中大人”能成为合格的现代的中国知识人。

中国文化今天遇到的不是张之洞遇到的问题、不是王国维遇到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胡适之遇到的问题，我们遇到的是“科技性文明”的问题。过去科学在世界之中，今天世界在科学之中。

要培养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怎么样？我记得哈瑞·刘易斯有一句话，说希望让每个学生形成一种usual vision of greatness（对伟大的日常体认），把什么是伟大的东西变得很习惯性。这个很了不起。

什么是真正伟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话讲得好，特别好。对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是一种the specification（具体化）的情形。我觉得大学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大学，不是big university，而是great university。一个学校真的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学府，有很多比排名更重要的东西。

没退休之前，我很少有时间到各地去演讲。以前我都在开会。那时候我作为学术界的成员，每年都有重要的学术会议要开。但是讲大学的问题，我不把它看作我的学术著作，这是我的思想著作。

我的观念跟散文一样的，不是学术型。我有一些讲话的方式通通保留着。我退休之后，当然要继续做这种研究了。比如说，我退休之后最重要的一篇讲思想改变的文章，讲从经学到科学的那篇文章，这是我一直注意的。此外，我比较喜欢写书法。

我在港中大34年，其中25年都跟行政有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人做两份工作。白天我几乎没办法做任何思想性的创新，只能到半夜三更开始写，完全不用电脑。我发现假如打字的话，不像是人的思维。

我一辈子跟大学打交道，我心里很开心。因为我认为大学还是一个quite beautiful thing（相当美丽的东西）。约翰·纽曼（英国教育家）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如果大学不能激起年轻人的诗心回荡，是谈不上有感染力的。

大学在现代国家里所占的分量太大了，我们社会学家一般把它称为一种central institution，就是一种中心的制度。制度很多，这是中心的，非常集中、重要。

一个国家目前有多少硬实力、多少软实力，讲到最后几乎都来自大学。研究东西的都是大学生。有一些不叫大学，但是一种研究机构，也是大学里的人参与的。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大学以前在人类社会上从来没有占据中心位置，到现在的社会变得如此重要。因为现在社会最主要的动力是知识，而大学生就有知识的生产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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